谈谈打造新一代中医名家的几点思考

陕西中医药大学 张学文

随着《中医药法》的确立和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发展的行业规划和政策文件的颁布，中医药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中医药学界正在积极开展以 “ 打造中医中药一流品牌 ” 为核心内容的 “ 中医品牌战略活动 ”，助力国家 “ 一带一路 ” 发展战略，努力加快祖国医学的顺利发展。我作为中医战线上的一位战士，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六十余载，深感此项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此愿就如何打

造新一代中医名家之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想法，仅供同道参考。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完善知识结构，强化中医基础

中国医药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她是在在无数历代先贤们的不懈努力下不断充实和完善而得以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越来越被证明为是超科学的医学体系。在这支队伍中，世界各地的中医名家们，尤其是青年中医学家们发挥着可贵的生力军作用。按照中医药学的学科特点，尤其是中医院校教育五十多年来所形成的特点，中医药学者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大约涵盖了三大部分内容，其一为中医药基础理论知识，其二为中医临床各科诊疗知识，其三为现代科学及西医学有关知识。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系统性开展，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现代科技和诸多科学研究方法也逐渐成为大家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此外，天文、地理、物侯、气象等科学知识也成为诸多有志于深入研究中医药学之士涉猎的对象。尽管如此，我认为想要成为一位大家所公认的新一代中医要学者，尤其是著名中医药学家，就应当也必须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力求更加稳固中医药基础理论。究竟如何完善知识结构呢。我以为应当从医学、哲学、文学和史学四方面入手。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提到 “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这也是我行医近 60 年的座右铭。上至《内经》《难经》，下至历代名家医案，都是我不断学习的重要资源。我在临床治疗的许多疑难杂症思路，都是取法于中医理论体系的丰富营养；尤其是对活血化瘀方法的灵活应用，都是得益于在经典原著和名家经验上下苦功夫，比如象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容川的《血证论》对我影响颇深。在理论学习上，我力求做到能诵、能悟、能用。我一直认为，要想在临床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必须对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深入系统学习，唯有广学深思，才能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其次，哲学是各类学科的思辨基础，中医药学中具有其丰富的哲学内涵，二者之

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作为新一代中医大家，无论任何时候，也无论面对任何中医药学具体问题，都要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自己一定要深入学习哲学理论，切实掌握其中的理论要点，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再则，文学是各类学科的表述基础，尤其是中医药学，其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人文色彩非同寻常，因而自古就有 “ 医文一家 ” 之说。因此，不断强化自己的文字、语言、文学水平，注重用精辟、凝炼、优美的文句来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成果、病案等，则成为衡量一位中医名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尺。由此而言，文学素质的不断提高自然也应提到中医名家的日程上来。最后，鉴于中医药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和壮大，因此，无论是中医药学历史本身，还是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都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新一代中医名家，应当尽可能地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不断吸收中华文化的宝贵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学识，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

二、加强临床实践，注重急危疑难重症研究众所周知，中医药学是建立在中医药理论指导

下临床实践性很强的一门科学，故重视临床研究是必需打好扎实基本功的，当然日常所见病证数以千百计，必须掌握基本辨证论治规律。但作为中医名家，应该在摸清常见病普遍防治规律的基础上应突出抓中医急证和疑难病证。因为加强中医治疗急症研究，促进中医学术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历史告诉我们，张仲景创立伤寒六经学说，吴又可发挥温疫杂气学说，叶天士、吴鞠通创立温病卫气营血与三焦学说，都是通过临床治急取得这

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由此可见，中医急症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势必打开中医理论研究之缺口，促其中医学术进展。并且，若真能打破中医擅治慢性病之旧说，确实解决中医治急这一重大学术问题，那么中医的生命力将会更加显示出来，中医基础理论也将会因此促使出现重大的发展，并将对继承发扬、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遗产，且能激发医学科研工作者以及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对研究中医学的兴趣，以至于发展和巩固中医队伍等，均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医治疗急症，很有研究价值和发展前途。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临床上的各种急症，都以中医药来治疗。在长期的治急实践中，人们不仅积累了一套丰富的行之有效的临床治急经验，而且已总结出一套较系统的可用于指导临床治急实践的理论。远在秦汉时代成熟的《内经》一书中，就对临床一些常见的急症，从病因、病机、证候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论治纲领，有效地指导了高热、便秘、暴泻、亡阳、气脱等急症的治疗，把中医治疗急症从理论到临床大大推进了一步。唐宋以来，中医治疗急症的经验不断地丰富，特别是明清时代所兴起的温病学派，把中医治疗外感热病急症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所以，人们常常用 “ 起死回生 ”、“ 妙手回春 ” 等话来称誉高超的医术。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中医治疗急症的历史是很悠久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但是，由于社会及历史和一些规章制度及本身等原因，且受近代西医学的冲击和某些人认识上的偏见，才致这些宝贵经验埋没而未彰。我们中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使中医治疗急症的理论和经验重放异彩，为中华民族争光，为广大群众服务，为世界传统医学做出贡献。至今许多名家以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中医抢救和治疗现代医学所称的非典、休克、昏迷、高热、出血、急性肾衰、脑血管意外、急性微循环障碍等急重病证，以及治疗肺炎、尿路感染、流行性出血热、重型肝炎、胆道感染等急性传染性、感染性疾病，不但具有良好的疗效，而且安全、简便；并且运用中草药制成许多不同类型的制剂。这些事实说明了中医治疗急症，正日益受到重视；中医治疗急症，大有可为。在中医理论指导中医急症治疗中，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些事实胜于雄辩的例子说明了中医不仅能治急症，而且很有发展前途。以此，必须引起我们的极大重视，绝不能将中医治疗急症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被淘汰、被埋没，甚至被遗弃。中医药治疗疑难病，是中医药界引以自豪的一大优势，这种优势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理论体系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 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它强调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也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而这一切都是中医学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是中医学区别于其他医学体系的最大不同点。在此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医学，同样具有指导治疗疑难病的优势。

第二，中医治疗疑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劳动人民和医学家们积累了丰富的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既有记载于历朝历代的浩瀚医学著作中的理论和经验，也有散在于民间家传口授的秘法、秘方、绝技等。这些都是我们战胜疑难病证的宝贵财富，只要我们认真努力地去发掘和探索，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就一定会总结发掘出战胜疑难病证的新理论和良方妙法。

第三，中药材资源丰富，具有治疗疑难病的物质基础。我国地大物博，天然药材资源丰富。仅典籍记载，药材品种已达 6000 余种。如此众多的药材，是我们治疗疑难病的重要物质基础。从现代药理研究看来，每一味中药中就含有相当多而复杂的药理成分，如相互配合成方，其成分的相互化合又会产生多少新的成分，这其中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必将成为我们征服疾病的有力武器。

第四，中医人才辈出，具有治疗疑难病的人才优势。我国古代，名医辈出，留给我们大量宝贵的遗产。而现在，我们国家有几十所中医院、校和研究单位，每年培养出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中医药人才，可以说现在全国中医药人才济济，各科都有一大批老中青优秀中医药人才，他们既懂中医理论，又富临床经验，在治疗疑难病方面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在必要时，还可以发动同行共同研究攻关，相信可逐渐攻下部分疑难病证的难关。

第五，我们国家具有促进中医药学发掘的良好政策和环境。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中医药学的成长和发展，现在更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规，从而使我国的传统医学一直受到良好的保护，这些为我们研究治疗疑难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疑难病证的逐个突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研究总结中医药治疗疑难病证的理论、经验，对于发展中医药学术，提高中医药在医学临床中的地位，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全面掌握精华，发掘专病经验大家知道，中医药学是建立在理论指导下临床实践基础之上的一门科学，一门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医学，具有易行易效的实用性。这一点也是

其它学科可望而不可及的，同时也是对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人提出的更高要求。在我们中医药学术界，既不认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者，也不认可没有临床实践经验的空头理论。因此，我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一代中医名家一定要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扎实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具有治疗某一种或某一类疾病的独特经验，这就要求有志于成为中医大家的人从临床实践的一点一滴做起，日积月累，真正地精通有关疾病的发病关键和诊疗奥妙，从而树立起担当这一方面权威专家的良好形象。人们常说：“ 术有专攻 ”，言之有理。确实对于每一位临床工作者来说，在日常诊疗过程中，都有一个由博返约的问题。随着诊治时间的延长、临床

经验的丰富、专项研究的深入，可能会逐渐地在某一领域显露出其出众的才华，久而久之，则会成为这一方面的权威人士。这权威的桂冠，可不是那么轻松地就能戴在头上的，这里边包含着学识的高深、经验的丰富和人格的完善，自然也是一位中医临床大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值得可喜的是，目前在我们中医药界已经涌现出了一批这样的专病专家权威人士，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成为人们公认的学科带头人。

四、强化医教研传，铸造复合人才 俗话说得好：专才易得而全才难求。对我们中医工作者来说，尤其是对有志于成为新一代中医大家的佼佼者来说，如何使自己尽可能地成为在临床

诊疗、中医教学、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承等方面都有卓越建树的复合型人才，则应当是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大家知道，对于从事中医工作的人，临床实践既是检验自己学习中医知识、研究中医理论水平的试金石，又是提高自己业务能力、实现科研创新的试验地。因此，坚持深入临床第一线，在中医诊疗过程中摸爬滚打，不断积累自己的中医辨证经验和用药心得，则具有特殊的意义。教学工作理应是一位中医名家必须具备的一项素能，只有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述能力，才有可能将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所研究的成果比较准确地传授给更多的同道和学生，让他们从中真正地体味出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教学工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知识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在正式授课之前，教学人员必须对已有的知识加以分类，对自己的认识加以归纳，否则，在教学之时，则会出现重点不突出、心无定数，甚至出现：“ 心中了了，口中难明 ” 的被动局面。科研工作，特别是中医科研工作，确实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难度不小的工作。由于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自古以来，历代医家们通过自己的恭身实践逐渐摸索和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诊治经验。然而，因为他们的经验通常是心领神会而

获得的，缺乏模向方面的对照研究，因而其含金量及可重复性有限，这就要求中医工作者，尤其是新一代中医名家们应当、也必须按照中医药本身的特点建构中医药科研体系，不断强化中医科研理论。在此基础上，将中医药学的宏观经验进一步客观化、微观化、指标化和规范化。在扎实搞好医教研工作的同时，努力汲取古今医家传授自己独特绝技的宝贵经验，结合现代医学教育的丰硕成果，在高档次上切实搞好中医经验传承工作，带教和培养好自己的学术弟子，也是新一代中医名家必须完成好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其中不但包括临床经验、学术成果及科研课题，而且也包括教风、师德、医德等内容，真正在让自己的门生沿袭着导师的医德和学风，将业务工作搞得更好。五、倡导著书立说，引领学科发展自古以来，大凡在中医发展历史上留下英名的人，无一不是以其不朽的传世著作而彪炳史册的，诸如岐伯、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张景岳、李时珍、叶天士、吴鞠通等等，莫不以其著而传其名。当然，一部流芳百世的好书，不但承载着大家们的光辉业绩，而且也饱含着他们孜孜以求的奋斗和汗水，一本佳作、一个学说、一个理论的问世，也许就标志着中医发展新时代的到来，由此可以认定：后人无论怎样去褒奖他们都是不过分的，因为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才给世人带来了无尽的恩泽，自然功德无量啊！作为新一代的中医名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在竭力搞好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必须不断升华研究成果，及时捕捉学科发展新动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整理医案，撰写文稿、著书立说。只有如此，日积月累，才能将自己的学术特色合盘托出，让更多的同道了解自己的业务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引导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迅速地向纵深发展，同时也真正地让同道从内心里将自己确立为本学科或本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当然，著书立说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假如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及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想著好书、立新说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对于知识而言，应当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学习知识，自然最为容易；其二为应用知识，则相对容易；其三为创造知识，不言而喻是最为不易的事，具有拓荒性质，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我在此所提倡的著书立说以引领学科发展之事，理应属于创造知识，属于人们认识科学、发展科学的最高境界，所以应当成为新一代中医名家们与众不同的重要标志。综上所述，我根据自己长时期以来的工作、研究及临床体会，特就如何打造新一代中医名家的问

题简要地陈述了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当然，任何一位著名中医学家的产生都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炼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尤其是新世纪的中医名家。要想真正地成为人们公认的学家，除努力做好上述工作外，一定要树雄心、立大志、勤奋刻苦、持之以恒，否则就难成大器。还是叶剑英元帅的那句老话：“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也愿意用这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以之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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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文，男，1935 年出生，陕西汉中人。曾任陕西中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医疗系主任、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评审委员，卫生部 “ 健康中国 2020” 战略规划研究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治未病 ” 专家，陕西省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现任陕西中医学院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外聘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顾问、陕西省中医药学会顾问，《中医杂志》、《中医药学报》、《中医急症》等杂志编委等职。并任美国中国医学研究院顾问，日本国群马中医研究会顾问。1990 年被国家二部一局确定为首批全国 500名需要继承学术经验名老中医之一。1991 年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 “ 十五 ” 攻关，需要继承学术的百名名老中医之一。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广东省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应邀去日本、美国、东南亚、欧洲、澳洲、非洲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2009 年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选为首批国医大师。2012 年聘为陕西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从 医 60 余 年， 执 教 50余载，自 1978 年至今，已培

养出温病学、中医脑病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72 名，博士研究生 4 名，国家级师承弟子 6 名，国外弟子 5 名，现仍带弟子数名。在中医急症、中医脑病、温病学、疑难病、活血化瘀等

诸多领域均有所研究，对“毒瘀交夹”、“水瘀交夹”、“ 痰瘀交夹 ”、“ 气瘀交夹 ”、“ 颅脑水瘀 ” 等病机理论的认识颇多创新，自成体系。先后在全国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获国家、部省、厅局级科技成果